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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是一名大学生。六年前，他发现了自己的“同志”身份，也曾遭受不公、深感压抑。
在大学里，豆豆与一群“同志”组建了“兴趣小组”，慢慢发展成了一个公益组织———“朋友公益”，专门服务于青年大学生“同志”。
这是中国内地目前唯一一个致力于改善大学生同性恋者生活质量的团体，豆豆是核心成员之一。
最近一周以来，羊城晚报记者走近“豆豆”、走近“朋友公益”开设的“同城社区”，除了神秘和独特，“同志们”也展现出许多不为人知的面容。
志同道合
几位大学生走到一起，他们经常交流，组建了一个“性别”议题小组，名为“朋友小组”。
“豆豆”———在大学生“同志”圈里，只要认识他的人，都这么称呼他。
上高二那年，豆豆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同性性取向。
“那时，我有一个好朋友，比我低一个年级。相熟后，我渐渐发现，对他竟有‘心跳’的感觉，就是一种很青涩、很单纯却又挺强烈的好感。我每时每刻都想和他待在一起。我从图书馆、从网络上查找资料，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自己是‘同志’。当时，我对自己这种特殊倾向没有太多的恐惧，而我和那个朋友也没有进一步发展，止于友情。”
“真正遇到我的‘初恋’，是在高中毕业后复读的那一年。”豆豆说，这段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一生。“当时他是初中毕业，我们共同在一所培训中心里学习。同任何一对异性恋人无异，我们亲密无间、常待在一起。中考前，他来广州参加考前培训，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打长途电话。后来，我们都考上了广州的学校。就在这时，我们的感情出现问题了———他是单亲家庭的一个小男生，母亲对他期望很高；那时，我们很少谈及性取向的问题，只是在一起很开心、很平淡地生活着。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直觉得全世界就只有我们俩是同性恋者。他无法认同这种身份，觉得母亲也肯定无法接受儿子这样的身份。他很痛苦、很纠结，甚至用烟头烫自己。不久后，他就提出分手了。我们曾离离合合七八回，但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就在我们刚来广州的时候。”
这段感情结束后，豆豆始终很想弄明白：两个人究竟为什么分开？传统价值观、社会环境下，同性之间的情感为何如此伤感、无奈？这些问题足足思考了一年。
直到在大一的课堂上，他听到同校另一学院的同学探讨“性解冻———中国改革开放性观念变化及其相关”。这让他了解了更多关于性与同性恋的问题。从那时起，豆豆与这位同学以及好几位“志同道合”的大学生走到一起。他们经常交流，组建了一个“性别”议题小组，名为“朋友小组”。
“同城社区”
在这个小村落里，有原住民，有外来工租户，有成人用品店……“同城社区”的实体活动中心就隐于此间。
“朋友小组”的成员越来越多，大多是对青年性教育、性少数人群生存等议题感兴趣的年轻人。大家讨论的话题开始有了相对统一的方向，比如性文化、家庭关系、性取向与情感、疾病与公共卫生政策等。逐渐地，小组开始把这些曾讨论过的话题和材料有意识地采集起来，借助一些机会，面向广州的大学生做性教育、艾滋病防治等公益教育活动。2007年，“朋友小组”改名为“朋友公益”，专门致力于广州地区大学生群体的多元性教育、艾滋干预、性取向反歧视工作。
豆豆是“朋友公益”的核心成员之一，通过一些工作项目，他慢慢明白：要做大学生“同志”的公益事业，组织内的“主流性取向”工作人员并不能深入“同志”群体，还是要靠“同志”去做“同志”的工作。
通过半年筹备，“朋友公益”正式设立“同城社区”，“社区”里包括工作人员、核心骨干、志愿者以及占主体地位的组织成员，基本上都是大学生“同志”，其中有“男同”、“女同”，还有少部分是“‘同志’友好人士”。
今年7月，一个炎热的周末，记者随“同城社区”一位成员，从大学城的广工站下车，走过学校体育馆，来到南亭村，造访这个颇为神秘的“社区”。
在这个小村落里，有原住民，有外来工租户，有大学生；有菜市场，有发廊，有成人用品店，有宠物店、文具铺……而“同城社区”的实体活动中心就隐于此间。
走过一处小巷、推开一扇蓝色铁门，活动中心平常高朋满座的一楼活动大厅当天空空如也。“那是因为学校正在放暑假，少有人在。”
走过天井、来到大厅，映入眼睑的满是橘红的柔光，暖暖地笼罩在白色的墙体上，墙上有挂画，五彩的挂饰闪闪烁烁从屋顶垂下。墙的一面，在那个及腰高的书柜上，堆满了与“同志”情感、心理、疾病健康等方面相关的书刊、杂志，另一面墙体旁，立了一个分两层置物的铁架，一层放置了不同型号的安全套，一层放置性健康的宣传单张、明信片、插画、贴纸，这些物品都是供来访者随手可拿。在大厅的角落处，一幕彩色的花布隔绝了一楼与楼上的空间。表面上看，这里是个宁静、恣意，能让人舒展、放松的空间。
公益事业
“朋友公益”、“同城社区”去年服务的广州地区大学生“同志”达2100余人次，“活动中心”每月来访者最多达300人次。
今年6月，豆豆大学毕业了，然而他并不打算“找工作”———他决定投身到服务大学生“同志”的公益事业里去。
豆豆告诉记者，在“朋友公益”和“同城社区”里，“我们给成员营造开放、包容的交流环境，向成员提供法律、情感、心理健康、学习生活等方面线上线下的一对一交流和解答；每月定期举办主题活动，让大学生‘同志’拓展身心空间；‘社区’还建有不同类别的兴趣小组，如羽毛球小组、读书会、英语角、绘画兴趣班、大学城跑步兴趣小组、篮球赛等等；在‘活动中心’，成员可以相互认识、阅读免费刊物、查阅任何有关‘同志’的历史资料等等。”“‘社区’另有一些重要职能，比如，与市疾控中心、省皮肤病防治中心合作，定期组织成员进行免费的健康咨询与检测服务；‘社区’向成员传递安全套使用、安全性行为、艾滋与性病防治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动员、鼓励高校参与合作，开设有关性健康与性取向的公选课……”
豆豆称：“‘朋友公益’、‘同城社区’至今已四年过去了，‘社区’目前拥有全职工作人员1人、核心骨干4人，志愿者37人，他们分别来自广州7所高校，都是‘男同’、‘女同’或‘同志友好人士’，去年服务的广州地区大学生‘同志’达2100余人次，‘活动中心’每月来访者最多达到300人次。”
现在读大三的男同性恋者强廖在得知“同城社区”的存在后，志愿加入成为“社区”志愿者的一员。
强廖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的特殊性取向了。那时，幼儿园里有个男孩子夸强廖穿的鞋子好看，为了取得这个男孩的更多关注，强廖每天都穿上那双鞋子。“那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出柜’（暴露“同志”的身份）。但一直是迷茫、混乱的，没人告诉我同性恋者到底是怎么回事，该如何积极地去面对……直到大二那年加入‘同城社区’，迷茫才渐渐散去。”
“国猪”也是一名“同志”，今年刚从大学城某高校平面设计专业毕业，现在是“同城社区”里唯一一名全职工作人员，他很早就已发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最初，“国猪”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以“同城社区”的名义来组织活动、让一大帮“同志”聚在一起“淫乱”。慢慢才认识到“社区”原来一直在“致力于改善大学生‘同志’的生活质量”。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人们一直在以异样的眼光看待“同志”。
或许是因为与传统观念的格格不入甚至是离经叛道，或许是这种生存方式往往带来严重的生理和心理疾病。
也正因为如此，“同志”们一直生活在阳光难以照射的角落，神秘而封闭。让那些试图走近他们、了解他们的人，也往往无所适从。
“豆豆”是个年轻的大学生，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同志”样本。从他身上，我们很难分清对错、厘辨是非。
但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
一是他的“大学生”的身份。为什么这种倾向、这种取向会发生在这个群体身上？
“同城社区”唯一一名全职工作人员“国猪”的一段话或许隐含注脚：“要知道，刚进圈的‘同志’对自己的性倾向、性行为乃至整个生活观，都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下。另一方面，大学生一旦离开了中学时代所受的来自学校、家庭的束缚，对性的开放度和爆发就达到了另一个等级，这在‘同志’圈内尤其突出。”
不论同性恋倾向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国猪”的话起码告诉我们———“后天教化”一直都有缺位，一直都文不对题。中小学阶段和家庭里，对孩子们的性启蒙和教育中，长期的“难以启齿”变成了成人世界里的“难言之隐”。
其次，“豆豆”为什么有勇气顶住压力、投身到“为‘同志’服务”的公益事业中去？
还是可以从“国猪”的话里找到端倪：“大学生‘同志’交往跟异性恋交往完全是两码事。异性找对象还能有朋友、同学、家长做‘军师’，‘同志’圈内，自身什么都不懂，交往乃至发生性行为的事，谁也不知道。‘同志’圈的事，失去了很重要的行为监督，因此存在相当高的安全风险。”
学校不管、社会漠视，当然只好“自治”。
长期以来，社会对同性恋的歧视，让这些“同志”们产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定势，有关的科学知识、积极的生存方法，不可能从正常的渠道获取。长此以往，只会让本就封闭的“圈子”变得更闭锁。
不论社会怎样看待“豆豆”和他所从事的工作，至少这个年轻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不一定多有贡献，起码对社会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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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在他参与创办的“同城社区”活动中心，造访这里的，多数是大学生“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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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译者：特派记者 黄玉杰
2010-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