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哥
(同运塔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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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南方周末 记者 甄晓菲
2007-01-11
世界上第一部限制电影内容的行业规范守则《海斯法典》诞生在1934年的好莱坞。浓厚的清教徒传统使得这本规范守则以捍卫银幕纯洁为己任，于是除了三秒钟以上的接吻镜头严禁出现外，同性恋的性变态与诱奸、强奸、堕胎、卖淫等镜头和内容也在审查中被坚决肃清。
于是，那个时候的好莱坞电影语言替代行动，或者用隐晦的行动，比如接吻处理成剪影，男女倒在床上立刻用柔光虚化到只留轮廓。同性恋情节的处理变得更加表面化，有的干脆把同性恋表现为娘娘腔、女性化、滑稽、异装、吸毒者甚至杀人狂等形象。1935年的《西尔维亚·斯卡丽特》中，凯瑟琳·赫本穿男装、讲粗话，然后让加利·格兰特扮演的男主角一语点破：“你身上有某种东西让我一看见你就有同性恋的感觉。”
好莱坞捍卫银幕纯洁
“如果没有同性恋者，就不会有今天的好莱坞。”这句话出自一个著名异性恋者———好莱坞“玉婆”伊丽莎白·泰勒。
上个世纪的好莱坞，无论导演还是演员中都不乏同性恋者的身影，一大批同志电影人如乔治·库克、詹姆斯·威尔、埃蒙德·古德温等人也开始了自己丰富多彩的创作高峰。其中以默片时代的“电影皇帝”鲁道夫·瓦伦蒂诺在银幕上妖娆、艳丽甚至有些邪恶的男性形象所带来的冲击最大。
这位意大利随军兽医的儿子只演过6部电影，31岁死于盛年。时下流行的“中性美”倒退大半个世纪放在鲁道夫身上毫不夸张，他的第一位妻子在自己的新婚之夜和另外一个女人私奔，他跟另外一些同性恋运动领袖保持密切往来，所以传媒穷追猛打问他究竟是同性恋、异性恋还是性无能。《芝加哥论坛报》更直斥他严重雌化了美国男性。
瓦伦蒂诺的死引起了一些宗教人士和守旧派的不安，他们认识到电影必须开始从娱乐赚钱的工具转为价值观念的承担者和教化者。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共和党领袖威廉·海斯辞去了邮政部长的职位，负责组织了“美国制片人与发行人协会”(MPPA)，于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海斯法典》诞生了。
1955年9月30日，年仅24岁的美国文化偶像詹姆斯·迪恩因车祸死亡。继鲁道夫·瓦伦蒂诺之后，好莱坞又失去了一位大众情人。他的“遗腹子”———《无因的反叛》在他死后一个月公映。
和其偶像马龙·白兰度一样，詹姆斯·迪恩的性取向一直为人所怀疑，在1950年代，好莱坞电影中可以出现同性恋者，但是通常这样的同性恋者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无因的反叛》中暗恋詹姆斯·迪恩的人最后被警察以正义的名义击毙。他的扮演者萨尔·米涅奥在真实生活中就是一位同志，37岁那年他被路人在街边枪杀，留下一句：“不！请救救我！”
1950年代末，美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取消了有关同性恋内容的禁令。在美国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出版了《人类性行为》10年以后，“同性恋”这个隐秘话题总算在好莱坞视野中立住脚。
破票房纪录的“科教片”
在好莱坞之外，同性恋电影的生存环境同样有诸多限制。
作为瑞典古典学院派代表的同性恋导演莫里斯·斯蒂勒在1916年拍摄了一部名为《翼》的影片，改编自同性恋作家赫曼·邦的小说《迈克尔》，说的是艺术家爱上了男模特并收养了他的故事。
该剧的主要创作人员从导演、编剧、场景设计直至演员，都是清一色的同志。
斯蒂勒含蓄处理《翼》一片中的同性恋情感，更多描绘一种类似于师生或者父子之间的爱情，但是每当模特脱下衣服的时候，观众都会看到一个俊美的男性裸体，这也是同性恋电影最直观的一个种类。包括后来意大利导演卢奇诺·维斯康蒂拍摄的《魂断威尼斯》，都采用艺术化的手段来讴歌男性眼中男体之美。
8年后，丹麦导演卡尔·德莱叶根据赫曼·邦的小说重拍了这部电影，并取了原著的名字《迈克尔》，这也是片中男模特的真名。影片最后让那个艺术家直接喊出：“我可以瞑目了。我已拥有过最完美的爱！”
影片在英国公映名叫《心灵的欲望》，到了美国则干脆叫《同性恋》(原文The Inverts，心理学上“性倒错”之意)。但是这个最直白的名字根本无法通过审查，便更名为《第三性的故事》，并冠以“科学讲座”的名目直到1926年才在纽约小范围放映，供一些医生和学者观赏。“科学讲座”和今天的“少儿不宜”一样成了当时这部电影的一个卖点。
同样沦为“科教片”命运的还有德国第一部正面描写同性恋的电影——诞生于1919年的无声片《与众不同》。这部电影上映一年，在柏林、维也纳、慕尼黑一次又一次破票房纪录，同时一次又一次被禁映。一年后终于被全面禁映，除了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场所，作为医生和学医的人才可以看到。到1930年代，几乎所有的版本都被纳粹销毁，到了1979年，才有总共20分钟片长的残缺胶片在乌克兰被发现。
影片的编剧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是当时著名的性学家和同性恋权益领袖之一，他终生致力于普及性健康和争取同志权益，并于1897年建立了“科学人道委员会”———世界上第一个同性恋争取权利运动组织。
从1930年起，赫希菲尔德开始周游各国讲学，并于1931年来过中国，在北平、南京、上海和广州的大学作讲座。在2006年成立国内第一个校园同性恋研究社团“彩虹社”的中山大学，当年就有1000多名学生听过他的讲演。
1930年代初，蒙太奇理论的开拓者谢尔盖·爱森斯坦在墨西哥拍片，由于与当地男孩的同性恋情暴露而被苏联政府召回，并被安排与女秘书匆匆结婚而加以掩饰。爱森斯坦的影片被几经删改，其数万米胶片就此被斯大林政府封存。爱森斯坦1948年辞世，这些胶片直到1976年才由他的助手剪辑完成，取名《墨西哥万岁》。
地下路线韬光养晦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美国同志运动如火如荼，1969年诞生了描写纽约42街男妓生活的电影《午夜牛郎》，这部影片试图说明两个男人之间也会存在“非肉体”真挚感情的影片，是迄今惟一一部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的X级电影。
1974年，香港邵氏影业公司拍出了同一题材的电影《面具》，秦汉扮演男主角——一个男妓。他在片中第一次喊出“同性恋”三个汉字，前面加上了形容词——“魔鬼的”。邵氏公司早在1972年推出楚原导演的《爱奴》则是第一部讲述女同性恋的华语电影，跟《面具》一样，都被划为三级片。
作为一种题材，而非一种电影类型，同性恋在此时出现了两条并行不悖的路线，你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前者是遮遮掩掩的公开放映，以好莱坞为代表，而后者则韬光养晦，专走“地下”路线。
1960年代出现在美国电影评论界中的“地下电影”对于同志的题材采取的是毫不妥协的处理风格，相比主流好莱坞电影，这种低成本小制作、不上院线的大量影片几乎都由美国西海岸好莱坞一带艺术家来做，如肯尼斯·安格尔、杰克·史密斯和安迪·沃霍尔等，他们本身就是同性恋者。
1970年代的美国同志运动为同志电影的生存空间带来显著变化，它让社会舆论变得更为多样和宽容，也使得一些艺术基金和制片方开始留意刚刚苏醒的同志电影，转而尝试投资这个领域。1977年，第一届旧金山国际同性恋电影节举行，为美国同志电影这段跌宕起伏的岁月暂时作结。
新酷儿运动自给自足
越来越地上的“地下”同志电影，与越来越小众的“主流”同志电影在经过20年的各自生长后，渐渐趋同，这种趋势就是“酷儿”电影的出现。其名字来源于电影学者卢比·里奇1992年9月发表在《视与听》的文章《新酷儿电影》。
“对于同性恋电影和录像来说，1992年是一个分水岭。”卢比·里奇分析了各地电影节中涌现出的大量涉及同性恋题材的独立电影，其中包括托德·海恩斯的《毒药》、格斯·范·桑特的《我自己的爱达荷》、珍妮·利文斯通的《巴黎在燃烧》、格雷格·阿拉基的《生活尽头》和汤姆·卡林的《天鹅》等，在这一批影片中，镜头已经从异性恋社会对同性恋环境的恐惧、抵触或同情转向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性混淆等(非异性恋)多样性意识的生活环境和内心。
1990年代的“新酷儿电影”运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些独立电影并不拒绝商业利益的追求，这种对大众的关照使得这些影片中主流与边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酷儿”已经不再是类似“同性恋”这样对性意识的强化的概念，而是一种对性意识的模糊和混淆。可以说“新酷儿电影”是直接把“非异性恋者”作为自己的观众，这样的定位就使得它根本无须向观众去解释“性取向”上的是非，而是始终抱着平常心去讲述自己的观点。
1993年，一部由汤姆·汉克斯、丹泽尔·华盛顿和安东尼奥·班德拉斯主演的艾滋病电影《费城》在奥斯卡颁奖之夜获得巨大成功，随着这些演员一起走向顶峰的无疑就是同志电影。
1998年的《春光乍泄》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亚洲的异性恋导演是如何去把握两个同性恋者的感情世界的。中国大陆地区则出现了李玉的《今年夏天》、刘冰鉴的《男男女女》、崔子恩的《旧约》以及康峰的《谁见过野生动物的节日》等一大批直白、朴素的同志电影。这些影片大都为无法公映的小投资“地下电影”，其中最具酷儿精神的是崔子恩，他的“坏伦三部曲”《我如花似玉的儿子》、《少年花草黄》和《副歌》，包括他作编剧的《男男女女》中所有人物的性取向都是模糊的，而这种“模糊”和自在性才是“酷儿”电影的典型风格。
“新酷儿电影”运动与早期地下电影和先锋电影一脉相承，只是“新酷儿电影”更加注重影片的社会效应。美国导演格斯·范·桑特在1991年完成的《我自己的爱达荷》就被当作“新酷儿电影”拿来反复研究。这部暗示同性恋是永远都找不到家的电影被后人当作一个关于同性恋的寓言，而导演本人也在通过这个冷漠的故事对自己的性意识进行反思。2003年的《大象》虽然并非同志电影，但还是影射了同性恋、纳粹的某种关联，也为他拿到了当年戛纳的金棕榈大奖和最佳导演奖。
“新酷儿电影”运动的高峰和转型发生在1990年代末期，这个时候好莱坞几乎同时涌现出了三部后来获得巨大成功的“酷儿电影”：《男孩不哭》、《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和《天才瑞普利》，这些影片不但在各大电影节上获得各种奖项，还赢得了非常不错的票房成绩。
针对十年“新酷儿电影”的发展，2000年3月，卢比·里奇在《视与听》上再次撰文《酷儿和危机》，指出：经过10年发展，“新酷儿电影”在商业上已经能够自给自足，甚至能产生良好的市场效果，而主流电影中越来越多的酷儿电影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发轫于独立电影的“新酷儿电影”运动正逐步与主流融合而变得轮廓不清，酷儿电影与主流电影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似乎使得这场运动本身正在悄无声息地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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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电影《瓦伦蒂诺》(1977年)剧照，瓦伦蒂诺的中性美折服的不仅是女性观众
资讯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译者：记者 甄晓菲
2007-01-11
爱白文化教育中(ACEC)/华文同性资料中心(ICC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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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哥
(同运塔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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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记者 甄晓菲
2007-01-11
香港导演林奕华的舞台剧《水浒传》2007年5月底将搬到北京上演。此前在台湾演出，宣传海报上台湾演员张孝全半身赤裸，肌肉健硕，被人追问是不是同性恋，可能因为他一出道就开始演同性恋题材，从第一部《孽子》，到入围金钟奖的《拍卖世界的角落》。其中最近的一部《盛夏光年》不仅入围了去年的台湾电影金马奖，还成了去年年底香港同志影展的开幕影片。
2006年11月在香港举办的“同志影展”已经是第17届，本届的主题是“跨性别”，围绕变性人展开，也就是“LGBT”(lesbian，gay，bisexual，transexeual，queer)中的“T”。
香港同志影展：不仅仅是文化活动
“香港同志影展”的设想萌生于林奕华在欧洲游历所感。林奕华看到欧洲的艺术电影院，规模虽然小，但是很令人羡慕。同样是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欧洲的“同志”电影节做得非常有生气，是对小众族群一个很好的鼓舞。
林奕华觉得，“同志”的族群在平常的生活里没有很多空间和渠道可以接受到这些资讯，应做一个同志电影节弥补这一空缺。林奕华的这一想法得到香港艺术中心主管黄爱玲的支持。
从1992年到1997年，每年1月到2月间，香港艺术中心都会举办同志电影节，由林奕华策划，每期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主题。1989年首次影展期间，林奕华发现但凡有爱情故事、有不穿衣服男体的影片票房都很高，在以后的影展中，他一直试图挑选出更具有探讨意义的影片，比如在1992年策划了一个“女同志”单元，以往的三级商业色情片中，女同性恋者的性爱场面是为了取悦男性观众，所以这个单元收集了“女人为女人而拍的情欲电影系列”，包括纪录片《芭芭拉·咸玛的探索》、德国的《处女机器》等。
到了1993年的影展，林奕华在电影简介手册中明确地写出，此次同志电影节“除了是文化活动，也是政治活动”：“当我谈到政治的时候，是说在一个以异性恋为主的社会里面，同性恋的、双性恋的或许是变性人，他们对于性的权利都是要服从于主流价值以下的。”
这一次影展中，一部片长10分钟的纪录片《男孩子生活》被港府娱乐事务管理科下属的电影检查分部禁播。该片导演也是一名男同性恋，影片介绍了一个名为“手淫”的俱乐部，男孩之间通过互相手淫这种相对“安全”的性行为避免感染艾滋病，片中有部分镜头可见男性的性器官。
时任香港艺术中心电影节目经理的蔡甘铨认为，香港现有的电影三级制度已经足够保障观众，既然片子已经被定性为三级片，就应该尊重成年人有自行选择观看的权利。而林奕华则在报章中批评电检人员墨守成规，既然当下艾滋病泛滥，就更不应该回避这种公开的讨论。
该片在正式影展前的一次小型展映单元中被禁。香港艺术中心立刻向文康广播科提出抗议，最终《男》片得以和其他五部影片在1993年1月的香港同志影展中套映，由于14日、15日的放映都满座，在考虑加映的时候，香港艺术中心还收到一封故意用左手书写的匿名信，声称，如果蔡甘铨经理仍然坚持将这部使风气继续变坏的电影加映，那么他将要“负上全部责任”。
匿名信事件无疾而终，《男》片也得以顺利映出。这次实践更加证明了林奕华的观点：“同性恋不单是个人选择———但凡一件事牵涉到大众对小众的利益利害、强势跟弱势的权利均衡，便应该放在社会与政治的角度来进行考虑。”
林奕华和香港同志影展的关系到1998年为止。由于票房的原因和林奕华的退出，1999年香港文化中心没有举办同志电影节，2000年起，由电影投资人博伟达以及导演杨曜恺接手，一直举办至今。他们在2001年8月更进一步成立了“香港同志影展协会”，并从2002年开始自力策划举办而不再依赖香港艺术中心，后者从过去11年的主办单位变为协办单位。到2003年这一届，香港艺术中心的名字已经不再出现在主办、协办名单上。
从2001年开始，内地导演崔子恩的电影开始进入香港同志影展的视野，崔子恩编剧并出演、刘冰鉴导演的《男男女女》摄于1999年，当年获得洛迦诺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大奖。2003年他导演的《丑角登场》也入选洛迦诺电影节，这部电影的“酷儿”风格更加明显，多段式的松散结构，牵连起一群跨性别的人物，有变成妈妈的爸爸，也有变成爸爸的妈妈，过去的哥儿们化身为曼妙女郎……
内地同性恋电影节：提前闭幕
在中国内地，同性恋电影和影展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在同性恋人群中影响极大的关锦鹏的影片《蓝宇》惟一一次公开放映，就是2001年在北京大学的首届同性恋电影节。这是同性恋电影在中国内地历史上的第一次公开大聚会，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中国本土独立制作的同性恋电影：《东宫西宫》(1996)、《男男女女》(1999)、《今年夏天》(2000)、《旧约》(2001)，还有20多部港台和国外电影。
同一年还发生了另外两件跟中国内地同性恋者有关的大事：第一，同性恋第一次不被认为是“病态”，中国精神病学会颁布了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国内电视台第一次公开讨论同性恋话题，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做了一期主题为“走近同性恋”的节目。
所有的校园活动都要向校方报批。活动主办者张江南承认当年在筹备做同性恋电影节的时候，在标题上打了马虎眼，他没有用“同性恋”三个字，审批报告上写的是“同志电影展以及文化节”，但是在报告内容里面他详细列出了有关同性恋话题的探讨，同性恋电影的放映，以及探讨艾滋病问题的讲座。
当初审批通过这个活动的团委指导老师是北大哲学系美学方向的在读博士生，后来解释说他并不知道“同志”是什么意思，他以为就是平时所说的“革命同志”，完全没有想到会跟同性恋扯上关系。
从曾经是另类艺术青年聚会的北大小东门到活动的举办地———北大图书馆南配殿，沿途可以看到各种活动的条幅和海报指示牌，却惟独没有看见关于“同性恋电影节”的任何宣传海报和指示路标。
但正式开幕时，仅能容纳300多人的北大图书馆南配殿座无虚席，10元的票早已提前两天卖完，还有人过来问：有站票吗？过道上、空地上、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作为此次活动的主办方，我们基于电影艺术谈电影，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电影专题来讨论，我们并不想对此制造什么奇怪的想法，它(同性恋)和我们一样平常。我们对所有的人说我们是在谈电影。”张江南在开幕式上这样讲，他当时还是电子系的大二学生，当了将近一年北京大学影视协会的会长，为了筹备这个电影节，他几乎一个星期没有睡觉。
除了新华社，《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凤凰卫视等众多媒体，镜头对着台上的四位嘉宾———崔子恩、程青松、李银河、张元，前两位是电影研究者，也是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张元带着《东宫西宫》的胶片来参加这次影展，这部电影的剧本出自已故作家王小波的手笔。李银河在开幕式上说，王小波为了这个剧本“写得眼睛都绿了”。
14日下午在北大图书馆南配殿放映了两场电影，分别是蔡明亮的《河流》和法斯宾德的《雾港水手》。
下午，就在电影节正式开幕前，贴在三角地的活动海报被撕掉。
这次影展在清华大学建筑馆也有一个会场，但是放映了一轮四部片子之后，被清华大学团委紧急叫停。
12月16日，按日程安排，影片《蓝宇》的放映将在下午2∶00开始，之前选片的过程中，北大影协先联系到了《蓝宇》的制片人张勇宁，电影节开幕前一周，《蓝宇》在台湾拿到金马奖，在香港被列为三级片，内地未予引进。
1∶15，南配殿已经坐满了人。影协早在玻璃门上贴了一张条子，声明如果迟到10分钟将不能入场，结果那些不能入场的人站在门外看了这部电影。
后来接到通知，影展活动全面停止，媒体上不再发布消息，能够叫停的全部叫停。活动移师清华南门双清路的盒子咖啡厅，一直坚持放映完。
2001年，正是互联网爆炸式生长时期，新浪和网易上的专题，被各个网站竞相转载着，周六周日两天就有天津、青岛、上海的观众组团来北大看电影。北大团委相关负责人这一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搜看哪个网站转载了这个消息，然后辗转找到网站负责人，让他们删掉相关信息。
12月19日，在北大的一切放映活动都停止，提前举行了闭幕式，其余电影全部转入盒子咖啡厅一直放映到23日。
全程参与并支持的导演、编剧崔子恩后来这样评价被“腰斩”的电影节：“提前闭幕是一个中国电影体制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地下电影不能公开放映，而不是同性恋不能公开讨论、不得进行学术交流的问题。”
3个月后，关锦鹏在香港第12届同志影展上拿到“玲珑大奖”，这个公益性质的奖项颁给对香港同性恋社群有贡献的人，关锦鹏是第一个得奖者。
同志族群：吃喝玩乐还是追求平权？
“同志”一词本来是小圈子里面的暗语。香港影评人林迈克在《“同志”简史》一文中写道，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他在旧金山与一群女同性恋朋友交往甚好，经常一起看电影看戏。某一天，林迈克一时心血来潮，称一位朱姓女伴为“同志”，因为林迈克也是早已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同”就是“同性恋”的简写，取“相同志向”之意。
后来林迈克给《号外》和《电影双周刊》写影评，在涉及同性恋话题的时候，他嫌“基”(粤语“基”音同gay，因此男同性恋者的通俗说法为“基佬”)用得太多且滥，就将“同志”派上用场，在给香港文化团体———进念二十面体———写每月工作简报时，也时常用这个词。
但是真正将这个词发扬光大的，是林迈克的好友林奕华。担任“进念二十面体会馆”节目编排的时候，林奕华会安排很多另类的边缘电影，获得会员资格的人就可以观看。录像带都是林奕华通过朋友从美国翻录过来的。他在1989年筹办香港第一届同志电影节时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意，鼓励同性恋者勇敢参与。
时过境迁，现在所有的非异性恋者都成为“同志”，即通常所说的LGBTQ。所以，林迈克称“藏身于括号内的‘同志’，因为他(林奕华)勇往直前的解放，才在流行词汇里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
在一手操办香港同志影展的几年间，林奕华一直都在试图影响香港的同志族群。但是，后来他觉得香港的同志们不进步，这也是他最终退出同志影展的主要原因。香港的同志们不太关心自己的处境，对现实的政治议题和争取平等权利的尖锐议题不感兴趣，对纪录片的兴趣远远不如浪漫爱情故事，“他们只关心哪里有帅哥，哪个吧是新的！凡是有帅哥，有不穿衣服的男同性恋的就会很卖座。但是有关女同性恋的不是吃喝玩乐的东西，就会很少人来关心。”
这跟林奕华的初衷完全相悖，他认为：“同志电影节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平常在媒体没有很多空间去认识到整个世界趋势的人可以掌握这些资讯，从而了解自己的定位跟方向。而不是说，今年哪个片子里面有特别多不穿衣服的性爱的镜头，哪一部同志电影的爱情特别浪漫。
“但是在德国、英国、美国办同志电影节，有一种背后的追求平权(努力)，整个族群都在想要用知识和资讯来武装自己，让自己可以更加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其他的事情。”
黑崎明月_煌
(黑崎明月－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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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同志哥在2007-1-18 19:32:42的发言：
在一手操办香港同志影展的几年间，林奕华一直都在试图影响香港的同志族群。但是，后来他觉得香港的同志们不进步，这也是他最终退出同志影展的主要原因。香港的同志们不太关心自己的处境，对现实的政治议题和争取平等权利的尖锐议题不感兴趣，对纪录片的兴趣远远不如浪漫爱情故事，“他们只关心哪里有帅哥，哪个吧是新的！凡是有帅哥，有不穿衣服的男同性恋的就会很卖座。但是有关女同性恋的不是吃喝玩乐的东西，就会很少人来关心。”
这跟林奕华的初衷完全相悖，他认为：“同志电影节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平常在媒体没有很多空间去认识到整个世界趋势的人可以掌握这些资讯，从而了解自己的定位跟方向。而不是说，今年哪个片子里面有特别多不穿衣服的性爱的镜头，哪一部同志电影的爱情特别浪漫。
“但是在德国、英国、美国办同志电影节，有一种背后的追求平权(努力)，整个族群都在想要用知识和资讯来武装自己，让自己可以更加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其他的事情。”
这段话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