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赫拉珂娃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边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角色。从她身上，我们能充分体验到俄罗斯性格，极端、感情奔放、动作猛烈，但是又不失小聪明和智谋。你或许很难想象，一个动辄就“跳起来”、“激动地说话”的“大老粗”，竟然会是一个机智的、善于理财和经营生活的、心思细腻的贵妇——这就是不同的民族性格吧！
拙劣的道德哲学方面的提问，有时会消减艺术作品的魅力。雨果的《悲惨世界》，这样的对话太直白了，明明是在阐述作者自己对自己的质问；如此，为什么不干脆写学术性著作，直白出自己的观点？
《约翰·克里斯多夫》里，奥列维和克里斯多夫恢弘壮美的音乐艺术对白，振聋发聩，美轮美奂，像长篇史诗——因为阐述得太深刻太壮美，以致这种故意安排的作者的自我表白，反而消弭了做作的痕迹。
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霍赫拉珂娃这个角色上，安排了一个场景，就是这位贵妇向长老请教问题。她说，宗教里让我去爱人，但是我爱人是有功利的，爱他我能得到什么？这是第一问。第二问，我刚刚还爱他，但就是因为他肮脏的手碰了我一下，我就开始憎恶他的一切——他拧鼻涕，吃饭慢，等等，都会成为我讨厌他的理由。第三问，我只爱广泛的、抽象意义上的“人”，不爱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这该怎么办？
霍赫拉珂娃是一个懂世故、懂经营的贵妇，学问不深，很坦诚，能真诚地说出自己在宗教抑或伦理体验中的困惑。她提问的每一个问题，都直指伦理方面的根本性问题；当然是极难回答的。凭借这位没有多少学问的贵妇的教育背景，她得不到答案；即使对长老这样思考精深、阅历丰硕、学问广博的人，也是难以回答。实际上，我们从后文看到了，长老并没有直接回答霍赫拉珂娃的问题。
从这三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能真正地爱很多具体的人、愿意为他们做贡献，是极难极难，非有大慈大悲所不能。有段评价陈独秀的著名文字，阐述过“文人的爱”，实际上就是霍赫拉珂娃的第三个问题：他们只爱抽象意义上的农民、工人、无产阶级，但是对具体的农民、具体的工人就不能生爱了，这类人就是“文人”——所以，文人做事泛泛不着地，空谈居多，脚下一块石头就能绊倒，绊倒后就再也没有雅致或者情趣爬起来。
而对于有“大仁政”宏伟抱负的政治家，他们虽然外表、文字没有怎么怎么善良，怎么怎么仁义，怎么怎么爱民，甚至还冷酷嗜杀，但是他们所行之事，却真正做到了“爱很多很多具体的农民工人等普通老百姓”——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屠杀功臣，设立严刑峻法惩治贪污，在文人笔下落了个“残暴嗜杀”的恶名——但是他却给无数的老百姓以温饱、安身立命，并用残酷的刑罚惩治贪赃枉法的父母官，这是真正做到了“爱很多具体的人”，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活菩萨。
陀思妥耶夫斯安排霍赫拉珂娃做这样深刻的提问，意味深长；但是又绝不抽象，问题很具体，看起来貌似也肤浅而简单——这在一个普通的地主贵妇嘴里说出来是得体的。没有因为这几个问题，影响小说的故事性和具体性；举重若轻，貌似蜻蜓点水，实际上却是雷霆万钧。
2013.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