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声或沉默，高校LGBT群体的时代焦虑 （转）
出柜，还是逃离？
浩然在2013年6月30日正式出柜，在他高二的最后一个晚上。
那天，他跑到学校主楼六楼的音乐教室，在钢琴前一遍又一遍弹奏Coldplay的《Yellow》。落地窗外升起了万家灯火，“那一刻，我突然想卸下所有的伪装。”强忍住起伏的情绪，他来到电脑桌前，敲了又删删了又敲，最终发表了一篇以《Yellow》为题的日志。日志的最后，浩然写道：So I’m GAY. And then what?
这篇日志的诞生并不由于一时兴起。那段时间，他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中：暗恋一个异性恋男生多年而等不到结果，信心满满地申请MIT却意外被拒，外公的去世又让他第一次直面亲人离去的痛苦。
“如果我都做不了真正的自己，那活着还有怎样的意义呢？”浩然自问。
在某种程度上，浩然是幸运的。他的朋友们在起初的诧异过后逐渐接受了他的性取向，校园暴力并没有在他身上直接体现。但另一方面，浩然又是不幸的。5岁时离开父母到另一个城市生活让他过早体会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也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的性启蒙和精神成长。
如今，考取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浩然又来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5岁时的记忆仿佛再次浮现，与周围同学的信任尚未完全确立，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想法的人，时不时还能听到“同性恋不利于人类繁殖”的声音。来到大学三个月后，他并没有选择公开身份。
“什么时候才能再一次走出柜子？”浩然第一次对未来感到不确定。
人民大学性协沉默日活动。三对同性恋情侣戴上印有彩虹标志的黑色口罩，手中举着各类争取LGBT平等权利的标语，一整天不与他人进行言语交流。
与浩然不同，刚满18岁的同性恋女生小冰选择了逃离。
三年前，小冰在上海旅游时与一个比她大6岁的女人坠入了爱河。她们在小冰家中同居了四个月，直到女友被怒不可遏的小冰父母逐出家门。
此后，小冰的家庭中便屡屡充斥着争吵和撕扯，保守传统的父母甚至带“有毛病”的她到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强迫女儿定时服用精神类药物。
“我们宁可你致残，也不要你变成同性恋。”父母的话让小冰心寒，而从朋友口中听说的“电击疗法”更是让她毛骨悚然。这种疗法通过给“患者”播放同性裸露图片的同时给予高强度的电流刺激，使其产生对同性身体条件反射式的厌恶，从而强行扭转性取向。
小冰害怕这种折磨终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几经思考后，她决定只身飞去加拿大，在一个包容度更高的国度里开启自己的新生活。小冰很满意那里的氛围，“在多伦多的大街上，没人会认为两个男人接吻有什么不正常。”她同样也收获了新的恋情，每天和女友一起牵手逛街看电影。每到7月1日，她们还会到市中心参与同性恋大游行，赤裸的身体上画上一面面彩虹，每个人都笑得一脸阳光。
只是，小冰的父母无法与她分享这份快乐。他们依旧无法接受小冰的性取向，也很少联系远在异国的女儿。
他们眼中的LGBT
浩然和小冰并不是个例。
根据国际社会的估算，一个国家大约有3%~5%的人口是同性恋和双性恋者，0.5%~2%的人口是跨性别。
在中国高校中，有数以百万计的LGBT群体（即：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族群）还生活在阴影处。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废除用于惩罚发生同性性行为个体的“流氓罪”，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移除，这两大事件标志着同性恋在中国大陆实现了非刑事化和去病理化。
2011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宣言，称基于性倾向的欺凌是“有悖道德、有违人权、有损公众的健康”，并敦促各国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其公民免遭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暴力和歧视”。
即便如此，高校LGBT群体的生存处境依旧不容乐观。
一家全国性公益机构爱白文化教育中心在201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显示，参与调查的学生中约77%曾遭遇到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校园欺凌，约44% 的参与者遭遇过同学、老师言语上的攻击，并有22%的参与者遭遇过同学、老师将其性倾向或者性别身份恶意传播。
报告没有提到的是年轻人对LGBT群体的娱乐化解读。
近几年，随着网络文化的盛行，“腐”和“搞基”已经成为大学生挂在嘴边的高频词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高校学生对LGBT群体的关注，但人们对它们的理解更多停留在娱乐层面，很少会更深层次地探讨背后的同性恋现象。
采访中，一名女大学生提到了一件让她记忆犹新的小事。当她和一个男同学互相调侃与哪些同性保持暧昧关系的时候，她随意冒出来一句：“你是不是真的gay啊？”原本放松的男生听后立刻冷下了脸。
这个女生反思后如此解释当时气氛的突变：“搞基”和真正的同性恋在很多人眼中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可以戏谑地将前者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却绝不能接受别人视自己为同性恋的“歧视”。
不过在国内顶尖高校中，当LGBT的议题严肃地摆在人们面前，似乎已极少会出现对LGBT群体的正面歧视。“不支持、不反对”，是绝大多数学生和老师面对这一群体的看法。
但是在一些受访人看来，这样一种“他者化”的观望态度却是某种意义上的“冷暴力”。
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同性恋学生情绪激烈地反问：“如果这个群体中存在着你认识的人呢？如果他是你的朋友？如果他是你的父母、子女？如果他就是你自己？”
北京同性恋NGO“同语”对路人的街边采访给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怎么看待同性恋？”“可以接受。”“如果你的儿子是呢？”“那不可能。”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郭晓飞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你看不到同性恋，看不到对同性恋的歧视，这本身就是一种问题。”
少数人的时代焦虑
“看不到”有时意味着“不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设身处地地感知LGBT者的生活。这个圈子内混乱又自制的交往模式和他们翻涌的内心世界，也仅仅是向我们揭开了冰山一角。
在今年11月清华大学红十字会举办的一场同语沙龙活动中，一个箭靶游戏从某个侧面揭示了这个令人尴尬的事实。
主持人邀请10个人上台参与游戏，抽中“多数人”身份的7个参与者围成一个大圈，将3个“少数人”围在中间。“多数人”一边绕着圈走动，一边出其不意地拍打“少数人”的肩膀。如果被“少数人”发现，两人交换位置；如果“少数人”一直找不到肇事者，他就只能永不止息地在圈子内踱步、张望。
这并不是一个很消耗体力的游戏，但在结束时几位参与者都已经大汗淋漓。与其说是身体上，不如说是心理上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挫败感。一个“少数人”用“惶恐”形容他呆在圈内的心情，“拼命想要出去，找个机会和别人一样。”
清华大学同语沙龙现场。主持人正在向大家介绍箭靶游戏规则。
很大一部分的LGBT学生拥有与“少数人”相似的心境，因而更愿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回归到“主流人群”让他们得到了一种“明知是虚假的”安全感。
北大学生何淼是其中的一员。长期担任学生干部的他仕途光明，但一些因为公开性取向而被撤去职务甚至退学的事例依然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权衡再三他还是放弃了出柜的决定，与LGBT的社团也几乎绝缘。他甚至没有再找男朋友。毕竟，“美满的家庭对事业帮助很大。”然而，张淼还是时时陷入“如果被别人认出怎么办”的焦虑中。
另外一些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各大高校的BBS时常会出现“寻求一夜情”的同性交友帖，陌陌等“约炮”研发出了同志版本并迅速占领市场，男卫生间的厕门上总能看到一串串字迹潦草的手机号，这些，都是大学生活中日常而又微妙的存在。
正如那简洁的11位手机号，同性间的交友有时候被简化为一套毫无技术含量的流程。线上联系、见面、开房，然后再也不相见。没人会认真地经营一段关系，没人会投入真正的感情，在没有婚姻纽带维系的背景下，“用性代替爱”似乎成为了同志们最明智的选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放浪形骸”的生活又反过来污染了同性恋者的公共形象，和艾滋病一起成为他们身上怎么也抹不去的标签。
这种自我认同感的缺失在他们离开校园后会演化为社会的一种新型梦魇。近年来，同妻和同夫问题开始进入社会的视野。很多同性恋者迫于家庭和舆论的压力，选择在隐瞒性取向的情况下和异性恋结婚。据专业人士估计，在中国大陆目前有近1600万女性为同妻。
对于高校LGBT群体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尚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不可否认的是，针对性少数群体不够明确的法律语言和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这些很大比例地影响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
发声还是沉默——以彩虹的名义
与此同时，一场多地汇聚的风暴正在高校中悄悄酝酿。
2006年，中山大学注册了第一个同性恋学术研究社团——彩虹社，媒体以“中国大陆首个同性恋学生社团”为名广泛报道。鲜为人知的是，当时校方对社团申请批准通过只是因为“并不了解彩虹的含义”，第二年社团在多方压力下暂停了活动。
相较而言，一向思想开放的北京高校在2001年北大影协同性恋电影节后，相关活动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13年9月，阿漾和他的两位师姐在人大正式注册了性与性别研究协会，才算部分实现了同性恋社团在北京高校的破冰。
严格说来，LGBT群体只是性协重要但非唯一的议题，除了出于话题敏感性的考虑，阿漾也不希望“协会只能吸引同质化价值倾向的人参加”。在协会指导老师、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因“科研经费使用不明”被行政处分后，性协的发展愈发困难重重。
2014年4月21日，为了迎接针对反校园LGBT歧视设立的“沉默日”的到来，性协和著名同志网站淡蓝网合作，在人大如论讲堂前安排了一次行为艺术的展览。三对同性恋情侣戴上印有彩虹标志的黑色口罩，手中举着各类争取LGBT平等权利的标语，一整天不与他人进行言语交流。用沉默示威的确收到了吸引眼球的效果，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向阿漾打听关于LGBT的话题。
尝到了甜头的阿漾决定再接再厉，5月主打“5.17国际不再恐同日”的系列主题。但在正式开展的前夕，活动被校方紧急叫停。这一次，性协是真正陷入了“沉默”。
关注高校LGBT群体的“维权斗士”们开始寻找新的发声渠道。
北外彩虹之声微信公众号创始人方楠。如今，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么才能吸引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组织中来？
2014年4月8日，北外彩虹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彩虹之声的logo是十二个六色的三角形围成一个似圈非圈的图案，创始人方楠如此解释创意的来源：六边形似蜂巢蕴含传播之意，同时又象征LGBT群体的大联合。
在短短8个月中，彩虹之声成长迅速。从单枪匹马到5个部门，从无人问津到上千的关注量，11月29日北外学生媒体《107调查》对方楠的专访更是标志着彩虹之声正式走入公众的视野。
不过，这个成功举办多项线上活动的公共平台也正面临着前辈们曾遭遇的难题：怎么才能通过校方审核开展影响力更大的线下活动？怎么才能吸引更多人加入到组织中来？
“加入了彩虹之声就好像你必须是同性恋，别人都会用有色眼镜看你。”这是大多数人拒绝方楠邀请的原因。谈及此，他的两条眉毛拧到了一起，显得一脸沮丧。
夹缝中求生存
每当性取向问题让浩然心烦意乱时，他惯常从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寻找信心：“凡由原男人切开的一半而成的男人，寻的都是男的……这种人的本性就是只爱同性男子，原因是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自古至今，同性恋文化一直是人类文明辉煌的一部分。但光有文学作品是不够的，LGBT群体还需要从更多方面重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横向比较是一种办法。与小冰的选择类似，很多大陆LGBT者会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活出自我。只不过，他们并不就此远走高飞，而是到那些地方游行或取经，之后再返回国内继续漫漫平权路。
在2014年11月8日开展的香港第六届同性恋游行中，越来越多大陆学生的加入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今年的游行主题是“肯肯定要撑”，表明了对争取同性恋权益的信心。据香港媒体报道，来自深圳的大学生Kawa与男友一起参与游行，并表示：“希望有一天在大陆也能安心走出来。”
一家专注LGBT群体的NGO项目的负责人则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一种宣传策略：很多人认为LGBT群体中精英比例更高，那就“顺着这种思路走”，更多宣传张国荣、黄耀明这样健康向上的同性恋偶像。至少，可以让大众不再只将LGBT与负面新闻挂钩。
像爱白这样致力于改善高校LGBT群体生存状态的NGO还有很多。广州“同城”社区为有需求的LGBT学生提供心理咨询，北京“同语”与多所高校联合举办了同语沙龙项目，北京同志中心正在向高校教师开设一项性教育公选课的培训。即便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NGO的负责人还是觉得这些是在“小心翼翼”地试探政府的态度。无论是NGO还是LGBT群体都处于“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
从阴影走向光明
2013年，国际著名新闻摄影比赛“荷赛”当代热点类一等奖——一组越南同性恋者的照片再次将这一群体拉回公众的视线。其中，一张照片的男同情侣身上被打上光与影的交错，深沉的绝望与微茫的希望在背景里弥漫，仿佛也暗示着他们从当下到未来的艰难前行。
2013年“荷赛”当代热点类一等奖：男同情侣身上被打上光与影的交错，深沉的绝望与微茫的希望在背景里弥漫，仿佛也暗示着他们从当下到未来的艰难前行。
2014年11月30日，在世界艾滋病日前一天，央视《晚间新闻》播出了“直面同性恋”的专题报道。在节目的最后两分钟，主持人说了这样一段话：“直面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群体的处境，尊重不同性向的选择，不要把同性恋视为变态，是预防艾滋病传播的重要前提。”
这是迄今为止央视这一“政府喉舌”对LGBT群体最明确的表态。
然而，在LGBT群体庆祝舆论自由度提升的同时，他们又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面临一些尴尬的处境：比如现行的献血条例规定具有男男性行为的男同性恋禁止献血。对于很多男同性恋者，这种区别对待“刺眼”但早已“习以为常”。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外部大环境下，高校LGBT群体和社团依然在路上。未来是长远但绝非模糊的，他们有着不同的希望与期待。
清华同语沙龙的负责人兔子如此勾勒LGBT的明天:它会变成一个issue，而不再是一个problem。Issue说明它有被公众讨论的价值，但人们在讨论时不会抱着狭隘的心态。但同时她也认为，未来的几十年对LGBT群体来说一定是个漫长的创痛期。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一样，在关注度提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更尖锐更暴力的攻击。
创立了北外彩虹之声的方楠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未来中国的GDP一部分能由同志经济推动。交友软件、网站广告、同性恋酒吧在当今还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可能能反过来促进制度的完善。
人大性协创始人阿漾则将电影《非诚勿扰》中的一句台词视作革命性的前奏。冯远征饰演的娘炮在被秦奋以“我不是同性恋”婉拒表白后抛下一句：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呢。在他眼中这是对性取向二元论的有力反击。更有可能的是，它是一种光谱式的分布，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上对同性和异性的偏好。在这种理论的指引下，当下两种群体之间的界限就会被打破，每个人都是社会中一个独特又平凡的个体。
或许，未来有一天，著名性学家李银河的这句嘲讽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得以实现：“他说同性恋犯罪，就像说左撇子是犯罪、身为犹太人是犯罪一样。”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后记】每年11月25日至12月10日是国际消除性别暴力十六日。为此文，希望通过对中国高校LGBT群体生存状况的报道，让更多的人关注、了解这一群体。如记者陈礼勇所言：媒体偏见比大众的麻木更可怕。不加掩饰、不带偏见，是媒体与大众最好的态度。
（本文转自北京大学学生会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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